故事发生在1944年的重庆，这个家庭有四口人。汪文宣在大学教育系念书的时候，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理想，反抗精神也很强。他不顾母亲的反对，和同学曾树生恋爱、同居，随后，又怀着创办“乡村化、家庭化学堂”的远大抱负走上社会。然而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、社会的黑暗、生活的贫困，使他的理想在冷酷的现实中破灭。当他和家人从江南辗转到重庆时，已经饱经沧桑，变成一个安分守己、忍辱偷安的小公务员了。为了一点微薄的薪水，他抱病工作，可挣来的钱连养家糊口都不够，更不用说求医治病了，一家人只能在贫病交困中勉强度日。可妻子曾树生却不甘于过这样的生活，想要另闯一条出路。靠着自己的姿色，她在一家银行找到一个薪水较高的工作，实际上不过是供人摆布的“花瓶”，以此来补贴家用，供儿子上“贵族学堂"。
汪母出身书香门第，原是昆明的“才女”，为了儿子，她甘愿让自己降到“二等老妈子”的地位，替儿子操持家务。矛盾在婆媳之间出现了：母亲觉得媳妇夺走了儿子对她的爱，于是总是挑媳妇的毛病，尤其看不惯媳妇当了“花瓶”后的生活方式，并且还以他们“没有正式结婚”来奚落儿媳。
曾树生很同情丈夫，也并不甘心做“花瓶”，她几次想离开银行，和丈夫一起去搞教育工作，可又舍不得抛弃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，也不愿儿子因贫困而低人一等。同时，家庭气氛的寂寞，尤其是婆母的冷言冷语使她不能忍受，她终于跟着她的上司陈主任——一个比她年轻、有权势的人到兰州去了。虽然她离开了家，可仍然惦念着丈夫和儿子，按时给家里寄钱。抗战一胜利，曾树生马上赶回来看望丈夫和儿子，没想到，丈夫已死于贫病，儿子也随婆母回了老家，自己在重庆的街上也不知道去向何方。